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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网上赌场注册送白菜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网上赌场注册送白菜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从图2–4看到,1950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090亿美元,1970年为2890亿美元,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长了1.86倍,20世纪60年代则仅增加了0.38倍。但是,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网上赌场注册送白菜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1842年、1856~1858年攻打我国(即两次鸦片战争)。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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